司法大數據實踐: 目標非效率,核心在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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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助「法鏡」系統,30多歲法官可達到50歲法官的經驗水準

  顧文劍

  [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與各領域的融合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把這些新技術融入到司法實踐中,必定開啟人工智慧在司法領域深度應用的先河]

  至少在百姓眼裡,如何有效防範冤假錯案與司法公正密切相關,而衡量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指標來自於司法公信力。

  在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體系中,一場司法大數據的應用正試圖掀開我國司法實踐的新序幕。原本相對神秘、略有封閉的司法系統正在加速數據化改革的進程。

  這一改革的「目標」並非解決司法效率的問題,它的核心在於「司法公正」。

  適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

  「讓法院成為法院,讓法官成為法官,這是我們的工作目標。」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稱「貴州高院」)院長孫潮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

  孫潮長期從事立法工作的研究,也在該領域頗有建樹。如今,這位法學博士兼教授被視為我國司法改革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他從上海調任至貴州高院擔任院長后,其中的一項任務是推進互聯網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應用。

  這位以口才卓越著稱的副部級官員在表達觀點時邏輯縝密,形式卻豐富多樣,或舉例說明,或旁徵博引。為了說明這場發生在司法領域互聯網革命的「深刻性」,他借用了「反證法」。

  他說,如果法官有時在審理過程中僅發揮「參與」的作用,將會產生一個明顯的後果,就是對於案件的責任意識。

  孫潮認為,此次改革的核心在於三個方面,即法院成為法院,法官成為法官,法官手中的審判權變成真正的審判權。

  剛調任貴州高院時,孫潮還不得不面臨這麼一個事實,法院的「人案矛盾」非常突出。

  「高院的一線法官手中每年要審理相當多的案件。」孫潮說,這是好事,說明隨著社會的進步,大家法制意識普遍提高,將矛盾集中到法院加以解決,而且這一現象在全國司法系統普遍存在。

  孫潮注意到,有一些簡單、重複、並不具有過多智慧性的勞動佔據了法官的大多數工作時間。

  他設想,法官應該是案件審理中最好的主體,而他的收入應當體面,其工作量較為合適,不應過勞。

  問題來了,有什麼樣的工具可以代替法官的這些勞動,但這樣的工具又必須兼具全面、專業、法律嚴肅的特徵?

  更關鍵的是,這樣的工具還必須適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

  「換句話說,在資訊社會中,法官面臨的知識欠缺越來越多,而知識檻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法官如果沒有保證充足的時間去學習,很可能作出誤判。」孫潮擔憂地說,這在當事人眼中,結果很可能等同於「冤假錯案」。

  「判決偏離度」起到提醒作用

  2014年9月,上海貝格計算機數據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貝格數據」)總裁李常青來到貴陽,反覆斟酌后決定在貴安新區設立數據加工團隊,主要涉及數據的代工、清洗和翻譯等數據加工業務。

  這位40多歲的總裁製定了遠期目標,便是將「貝格數據」打造為全國規模最大的數據採集和加工基地,並在最近的數年連續擴大了業務規模。

  「當年,貴州省大力發展大數據產業,創建了國家級大數據產業發展集聚區,大力發展數據中心,貴州因此成了大數據產業的重要載體,彙集了許多創客團隊、360多家大數據及關聯企業。」李常青說。

  隨著政府部門開放越來越多的數據資訊,如何利用和維護好數據將是「開放」之後的重中之重。

  在不少法律專家看來,大數據產業的崛起與互聯網技術在我國的普及發展密切相關。

  國家刑法學協會會員、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理事、上海市犯罪預防委員會理事長游偉長期從事法律研究。

  他表示,隨著知識社會創新,我國政府結合互聯網形態演進及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提出了「互聯網+」政務的概念。而為了提高司法為民的水平,最高院院長周強提出建設「智慧法院」來順應目前的司法改革浪潮,而技術在這場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開資料顯示,按照「智慧法院」的建設要求,就是要充分運用互聯網思維和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進一步推動司法審判網路化、陽光化、智能化,實現人民法院高度智能化的運行與管理,確保司法公正高效、提升司法公信力,促進司法體系現代化。

  在多名「技術開發者」的參與下,一套整合了「判決偏離度」的案件審判輔助系統應運而生,它也被稱之為「法鏡大數據」系統。

  「我們整合了法官在判決中可能用到的所有司法解釋、實際案例、地方法規,可以實現系統自動分析案情,並給出基於大數據分析結果的判決建議。」孫潮表示,「所謂的『偏離』指標可以說明,法官要作出的判決與數據系統存在多大的差異,如證據瑕疵、法理邏輯衝突等。」

  孫潮特彆強調,「偏離度」起到「提醒」的作用,即提醒法官為什麼要這麼判?他即將要作出的判決與大多數判決緣何不同,又不同在哪裡。然而,並非所有的「偏離」都有問題,或者說不好,因為畢竟每個案例都有它的特殊性。

  司法工作的一面鏡子

  在技術開發人員看來,法官可以用「偏離度」來解釋案子的「特殊性」,而法官的上級監督機構則可以借用「偏離度」來考察司法的公正性。

  「如果從司法權力來看待這個問題,『偏離度』就是誰來決定自己的決定是對的,又由誰來防止自己的決定是錯的。」孫潮表示,從「偏離度」中可以借鑒其他法官如何判決,有助於法官在差異中找到法律智慧。

  在結合技術和司法的探索路徑上,孫潮稱之為「挑了一條最難的路」。

  他說,從去年年初至今,該院在普及大數據技術上走過了非常艱苦的一段歷程,不僅讓法官學習和應用這項技術,並且在司法實踐中將其完成。不管在民事、刑事和行政司法、減刑假釋等領域,還是在證據交換、開庭審理、判決中的每一步,都非常「直觀」,因此會實質性地幫助法官審理案件。

  貴州高院正在開發的大數據技術審判系統在輔助法官審理的同時,也延伸進了實際的審判過程中。雖然各個領域的工作量不同,但不管案件處於哪個階段,都可以解決法官50%左右的工作量。換句話說,至少提高了相應的工作效率,而孫潮認為,「30多歲的年輕法官藉助『法鏡』系統有時可以達到50歲法官的經驗水準」。

  目前,該院的相關實踐可以證明,「法鏡大數據」對於案情簡單、證據確鑿的案件,完全可以通過數據引導加以解決。對於相對複雜、證據鏈條繁複的案件,也能鼓勵法官作出更加合理的判斷。

  但孫潮表示,大數據的應用不是代表司法工作可以更快,並非看中其效率,而是司法公平性。

  貴州高院相關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大數據系統提供了方便,也支持了他們在判決中的法律觀點,可以更好地把握法律準繩,這項技術也成了他們司法工作的鏡子。

  該人士舉了個例子,比如在證據交換過程中,在證據的取捨上,法官各自有所偏好,但大數據系統的使用可以防止法官在實際工作中出現「隨意情緒」。

  「在我們的司法流程中,每一步都形成完整的邏輯鏈,既不能逾越,也不能隨意選取,如果出現特殊選取和邏輯認定,需要作出特別說明,即法官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有哪些法律視野上的前瞻性,或者該案的特殊性。」該人士說。

  「我們多數判決現在有大數據支撐,這對當事人和法官都較為有利。」該人士說,大數據的核心在於收集同類案件、成文法和判例法,因此在判決同類型案件時,就有另外的成百萬上千萬的案例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因此,在同等條件下的判決,具有非常大的參考意義。

  該院不少法官認為,在法官就判決對當事人進行說明時,大數據往往會起到「有理有據」的效果。

  孫潮也表示,「庭審雙方對判決的接受程度大幅提高,你可以想想,一個判決有500萬個案例支撐,那意味著什麼?」

  今年7月上旬,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下稱「全國司改會」)在貴陽市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出席會議並講話。這是提出司法主動使用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政法委書記第3次來到貴州。一起到會的還有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最高院院長周強、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

  孫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會領導對貴州高院的大數據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我們與別的司法大數據系統不一樣,其他更多在於流程服務,進行程序管理,但是不進行實體判決,我們則直接參與到審判實踐中去,目標是服務於法官。」孫潮說。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大數據正不斷運用到我國執行工作的司法實踐中,而中國司法系統也正在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

  隨著原本相對神秘、封閉的司法系統正在加速數據化改革的進程,龐大的數據應用市場日趨活躍,大數據、人工智慧與司法實踐正在達成深度合作。

  業內人士認為,這些都是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重大制度創新。

  法院系統的互聯網發展態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人民法院在中央的領導下依法糾正了34件重大冤假錯案。業內人士認為,發生這些重大冤假錯案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實不清、證據沒有做到確實充分。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務之一,推進這項改革,就是要使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有效防範冤假錯案產生,確保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今年8月18日,杭州互聯網法院正式成立,開啟了法院的互聯網時代,通過設立「互聯網法院」,探索適合涉網案件的訴訟規則和審判機制,以及通過專門管轄的方式,確保裁判法官的業務水平,確保「同案同判」。在業內人士看來,無疑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是一項重要的司法改革舉措。

  除了「互聯網法院」的設立,以及貴州高院的「法鏡系統」,上海高院也採用了「206工程」。

  上海高院院長崔亞東曾向媒體表示,「孟建柱書記提出了司法改革新的3項任務,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上海高院承擔開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軟體』的任務,他要求高科技的手段融入到大數據系統當中,有效地防範冤假錯案,減少司法任意性,促進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這個軟體最後定名為『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也被命名為『206』工程」。

  該系統通過證據標準指引、單一證據審查、逮捕條件審查、社會危險性評估、證據鏈和全案證據審查判斷等13項具體功能,第一次將法定的統一證據標準嵌入到公檢法三機關的數據化刑事辦案系統中,並且連通了公檢法三機關的辦案平台。

  從技術人員逐漸成為「法律專家」的李常青認為,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高科技資訊技術不斷運用到執行工作的司法實踐當中,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與各領域的融合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把這些新技術融入到司法實踐中,必定開啟人工智慧在司法領域深度應用的先河。

  大多數時間李常青都待在貴州,不斷完善「法鏡大數據」系統。對他來說,這一工作無法「一勞永逸」。

  「舊有的、已經與現有法律系統相對立的法條要從資料庫中移除,而新類型的案件又在不斷發生,需要及時更新,併為法官應用設置不同的權重並作相應的調整。」李常青說。

  藉助大數據發現司法規律

  從技術角度出發,李常青認為,司法大數據的應用場景有很多,諸如公檢法系統,以及紀檢、組織、海關等部門,因為需要採納法定的「規則體系」,理論上都用得上司法數據。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全國範圍的應用市值至少有上千億的規模。」李常青表示,這些數據同樣可以服務於「企業法務」、「律師」等機構和群體,所以市場應用前景非常廣泛。

  孫潮則對司法大數據所帶來的「思維改變」提供了自己的見解。作為長期從事法律教育和立法工作的學者官員,他表示,法律是概況總結出來的抽象實體,具有個案意義,而大數據則具有全案意義,因此具備了改變法律的能力,也就是能提供許多法律工作者未曾發現的司法規律。

  他解釋說,比如,有一個依法判決的案子,但是通過大數據分析的案例表明,所有當事人都上訴。於是,從大數據出發可能會發現「立法有問題」,也就是法律不適合或需要改進,從而推動我國的法治進步。

  「總的說來,大數據不講因果關係,而是注重相關關係,因此立法無法解決細節問題,大數據卻可以。」他說。

  孫潮也指出了現有司法領域在大數據應用上的主要問題,就是大數據和法律領域脫節,懂法律的人不懂大數據,懂大數據的人不懂法。

  孫潮說,大數據理論上能幫助找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同類型案件,但它最後回歸的視野在於解決現實問題,也就是法官手中的案例,如何才能作出最公正的判決。

  在孫潮眼裡,這就是司法大數據的歸宿。


新聞來源:北京新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