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電視」印上高秀敏的臉：家屬想追究，第一步就卡在要告誰

一臺長方形的紙電視，正面印著「天堂電視」四個字，螢幕該在的位置換成兩張觀眾熟悉的臉。10 月 27 日，一名 IP 屬地顯示吉林的網友把這件祭祀用品拍成影片上傳，配文直白：高秀敏和張少華都上「死人電視」了。影片引來大量批評，兩天後，以家屬身分對外發聲的編劇何慶魁表示非常氣憤，希望活著的人尊重逝者。至於下一步怎麼走，他的回應裡有一句更值得停下來的話：目前不知道找誰維權。

憤怒可以理解，不知道告誰才是這起事件真正難解的地方。法律其實寫下了家屬的權利，但權利要兌現，先得有一個能指名的對象，而把逝者臉孔印上祭品的這條產銷網絡，恰恰每一環都匿名。

兩張臉，都是電視機養出來的

先回到被印上祭品的兩位演員。

高秀敏 1959 年生於吉林松原扶餘，從二人轉舞臺起步，1982 年進入扶餘市民間藝術團，兩年後拿下吉林省二人轉匯演一等獎。1992 年她憑小品《包袱》獲全國笑星大獎賽一等獎，1994 年首度登上央視春節聯歡晚會。2001 年起，她與趙本山、範偉搭檔，《賣拐》《賣車》連年拿下春晚小品一等獎，成為那個年代語言類節目的固定班底。電視劇方面，她在《劉老根》飾演的丁香一角廣為人知，2005 年主演並監製《聖水湖畔》，同年 8 月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得年 46 歲。

張少華同樣是螢幕養出的面孔，以母親與老太太形象留在好幾代觀眾的記憶裡，2021 年 3 月病逝。

出面發聲的何慶魁，正是「鐵三角」的劇本來源。這位 1948 年出生的編劇從 1997 年起連續多年為趙本山撰寫春晚小品，《賣拐》《賣車》《昨天·今天·明天》都出自他手，與高秀敏更是長期創作夥伴。他以家屬身分站出來，讓事件有了明確的當事人，但當事人面對的對手至今沒有名字。

值得留意的是載體本身。兩位演員的公眾形象都由電視機養成，如今臉孔被印回一臺要焚燒的紙電視上，對家屬來說，冒犯感比印在其他物品上更直接。

陰間的家電，追著陽間升級

「天堂電視」聽起來獵奇，在祭祀用品市場裡卻是老品類的例行升級。紙紮的思路一向樸素：陽間流行什麼，陰間就配備什麼。早年是金山銀山、紙人紙馬，家電普及後出現紙冰箱、紙洗衣機，行動網路時代則有紙紮手機，甚至連充電器一併配齊。近年走進香燭店或在電商平臺搜尋，從紙紮別墅、轎車到整套仿現代家電，品項一路跟著消費電子的迭代走。

印上明星臉孔，是這輪升級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一步。紙紮電視做成之後，螢幕位置總得有東西，印上兩位家喻戶曉的演員，等於替產品預裝了「節目」。銷售對象多半是替長輩或往生親友採買的中老年消費者，而這個羣體一眼認得的電視面孔，恰恰就是高秀敏、張少華這一代演員。選臉的考量不難倒推：辨識度高、劇照好找、取得成本趨近於零。

時間點也值得多看一眼。祭祀用品有明顯的節令檔期，清明、中元、歲末送寒衣，批發與鋪貨都在檔期前完成。10 月底正值歲末祭祀備貨的窗口，新品在這個時間點出現在零售端、被顧客拍到上傳，時間上並不偶然。

技術門檻的崩落則是商品氾濫的底層條件。過去紙紮師傅手工糊一臺電視，如今量產的半成品只要下載劇照、送印、裁切、組裝。當一件商品從訂製變成量產，取用他人肖像的成本，就從談授權變成按一次滑鼠。

法律給了家屬請求權，沒附被告的名字

《民法典》第 994 條寫得明白：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換句話說，逝者的肖像利益並未隨死亡消滅，近親屬有明確的請求權基礎。高秀敏的女兒、張少華的家屬，都站在這條條文的保護範圍裡。

問題出在「行為人」三個字。

追溯一件紙紮祭品的來源，要逆著一條層層轉手的路走：消費者在香燭店或電商平臺買到商品，商品來自批發市場，批發貨源來自印製作坊，而作坊往往沒有廠名、沒有標示、登記資料闕如。每一環都可能是現金交易，沒有發票，沒有進銷紀錄。家屬就算握有商品實體，也未必查得出印刷版是誰開的、圖檔是誰取的。侵權行為確實發生了，責任主體卻懸在半空。

這是逝者肖像維權與一般肖像維權最大的差別。在世名人的照片被盜用，起碼有明確的使用者可以追：商家、廣告主、平臺。先前樊振東怒斥粉絲越界蒐集個資的事件裡，當事人能點名行為、能啟動法律程序，因為侵害者是具體的。匿名產銷網絡面前，家屬連第一步的門都摸不到。

可行的路徑其實存在，只是每一條都繞開了「找到源頭」。電商平臺可以下架商品、處分店家，這是最快的一步；市場監管部門可以循流通環節倒查印製窩點；輿論關注本身就是壓力。何慶魁選擇公開發聲而非直接提起訴訟，在查不到源頭的現實下，是合理的起手式。這類低單價、小眾品類的商品，平臺治理多半等檢舉才啟動，家屬的公開發聲，等於替下架程序按下啟動鍵。

薄利的生意，別人的臉

這門生意的利潤，與它造成的傷害完全不成比例。一件量產紙紮電視單價不高，層層批發之後，每個環節賺的都是薄利。廠商取用的是免費的、辨識度極高的公共記憶，成本的承受者卻是家屬。

在華人喪俗的語境裡，這件事的分量還要再加重一層。紙紮品是燒給亡者的，把一個人的臉印在上頭焚燒，即使無人存心惡意，客觀效果也接近把亡者再「送走」一次。在家屬眼裡，這樣的設計拿的是至親的遺容做買賣。

名人的臉在生前被流量消耗，身後被商品取用，兩種消耗接在同一條線上。朱之文遭黑粉集中舉報而失去十幾場商演，尚且能在生前自力反擊；高秀敏與張少華的家屬面對的，是一條找不到人的生產線。當一個公眾人物的影像在集體記憶裡越清晰，死後被當成免費原料的風險就越高。這件事不會只發生一次，換一個檔期、換一批劇照，同樣的商品可以再印一輪。

接下來值得盯著的訊號

短期內有幾個可核對的訊號。首先看電商平臺是否主動下架印有兩位演員肖像的祭品，以及是否擴大清查同類「明星臉」商品；接著看是否有市場監管部門介入倒查印製源頭，這決定「不知找誰維權」是暫時的困境還是長期的事實；再看家屬是否從輿論發聲走向正式的法律程序，一旦成案，法院如何在匿名供應網絡裡認定責任主體，會成為同類事件的參考。

更長期看，這起事件測出的是法律條文與執行現實之間的縫隙。第 994 條給了近親屬請求權，但權利要兌現，先得有人能被指名、被送進程序。當商品匿名流通、源頭無從查證，紙面上的權利就仰賴平臺治理與監管執法來接手。

對一般讀者而言，判斷或許更簡單。祭祀是寄託思念的行為，承載思念的商品若取用的是他人至親的遺容，買單的人未必想過，螢幕位置那兩張臉，也是別人家的長輩。